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５日电（记者周宁） “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黄宗英的《小木屋》……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能勾起人们清晰阅读记忆的优秀报告文学？”
在１４日举行的首届“瑞安华富杯”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等大声疾呼：新世纪以来，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叙事伦理的固有症结、“政绩”文学等因素，报告文学创作每况愈下，已经从中心领域陷入尴尬的生存境地，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拯救。
何建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报告文学存在以下几大问题：作品数量少、质量良莠不齐；创作队伍虽然庞杂，但青黄不接。青年作家少之甚少，大多去创作“收益多”“见效快”的诗歌、散文等；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总体素质欠缺，无论是采访功底和写作技巧都有待提高；很多作家没有经费，根本不可能像媒体记者一样到实地采访创作，进一步限制了报告文学的创作；评奖机制不健全，鲁迅文学奖中的报告文学奖几乎都给了长篇报告文学，短篇报告文学实属罕见，限制了文体类型的拓展；此外，很多现实批判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者面临高风险，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人身威胁。
究其客观原因，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升阳分析认为，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使文化和价值观念趋于多元，由此而形成的快餐式文化产品应运而生，以网络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在消费文化市场里愈发兴盛。“８０后”对报告文学这种主要以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文化产品表现出本能的陌生，读者群日渐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