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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一个村的留守儿童资助项目上,社会爱心人士带来很多新书包。校长对学生们说,你们谁是留守儿童,站起来。给你们发书包!没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那时,这些孩子一定在想,“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自己还有个标签叫‘留守儿童’”。这是中国儿童中心科研与信息部副部长朱晓宇,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模式研讨会暨“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试点项目总结会上讲的一个小故事。(《中国青年报》5月27日)
“留守儿童”多年来一再成为热点乃至焦点话题,一再受到舆论关注,“留守儿童”正在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社会,我们必须面对。
我个人作为教师一直在农村地区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整天都在跟“留守儿童”打交道,十几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然而,也正是因为跟“留守儿童”亲密接触,使得我对这个词语越来越敏感,它的确比较明白地描述了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事实,可它也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个刺眼的标签,甚至已经成为一顶沉重的特殊帽子。无论学校教师还是村上的人们,更有政府方面,甚至包括媒体报道,在谈到那些孩子的时候,普遍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标签化倾向,只要是涉及乡村孩子的问题,大家马上就会联系到他们的“留守儿童”身份。不可讳言,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儿童”就等于“问题儿童”了。不客气地说,这就是把这一群体当作“问题”,有意无意就忽略了他们本来是一个个可爱的孩子。对于这些长年累月不能和父母朝夕相处的孩子而言,听到这个词,看到这个词,提起这个词,都会引起他们的不愉快。
坦率地说,有“问题”意识不是坏事,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是积极有益的,但就怕这种观念深入骨髓,看到孩子就想到“问题”,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不由得就高高在上起来。尤其是不少人总是“群体化”看待这些没有和父母经常一起生活的孩子,无法对个案就事论事进行分析,所谓的解决方案未免过于空洞缺乏可操作性而沦为官腔套话。不妨温习一遍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留守”固然有一定的共性,但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处境。有些孩子没有父母陪伴也一样成长,还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需要“留守儿童”这个标签吗?
我接触到很多孩子都不愿意听到别人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有孩子就在作文中写道:“听到别人说我是‘留守儿童’,心里就觉得好像爸妈不要自己了一样,特别难受。”事实上我就经常听到不少人在提起这些孩子的时候,指责他们的爸妈“只顾挣钱,不管孩子”,人们也老是强调祖辈管不好孩子,这给很多孩子心里都留下了阴影,一些孩子就因此怨恨父母。可我们明明知道,他们的父母之所以抛家别舍丢下心肝宝贝,大多都实属无奈。
如果这些暂时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接受了“留守儿童”这一身份标签,也就等于承认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也就是把自己另类化了。另一些孩子也往往容易借这一身份标签来看待别的同学,并不时加以嘲笑和歧视,甚至排斥。无形中,孩子与孩子之间就产生了隔膜,这愈发加重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心理负担,使他们跟周围的人相处更不融洽。有些敏感的孩子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父母外出的信息,也许这有必要成为一项隐私。
但目前我们的社会对此简直是不依不饶,农村学校每学期都要逐个统计“留守儿童”,一再提醒孩子们有这么一个身份,似乎也在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父母远离身边这回事,他们会为这样的“关爱”而开心吗?可统计之后往往也就没了下文,所谓“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不过是宣传语言而已,很多学校都还特别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又起了什么作用?花架子的表演无非是想证明各个部门都很关心“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就应该有感恩的表现,如此而已。这无疑是拿孩子们内心的隐痛当戏唱,哪个孩子能从这个标签上感受到爱的幸福?
很多地方还有设立了所谓的“阳光留守儿童中心”之类机构,当地政府官员还会到场剪彩大加赞扬,好像孩子们当了“留守儿童”很光荣很幸福似的,可这些机构实质上不过是“拉虎皮扯大旗”的托教部而已,根本就是在做“留守儿童”生意。“留守儿童”标签成了一个赚钱的招牌,谁还在乎孩子小小的心灵里有些什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一个孩子,而非要给他头上贴一个标签?在家里他们是“留守儿童”,到城里他们又成了“外来务工者子弟”或者“农民工子弟”,走到哪里他们都被明显地被区分开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被异样的目光扫描。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标签很可能化作无形的枷锁束缚他们,同时也束缚了这个社会的很多人不能平视这些孩子。
我们的意识里,真的以为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吗?那就请撕掉孩子们身上的种种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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