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科研处长被婉拒，因为“有行政职务在身”；采访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被拒，“以免引起麻烦”；采访中科院专家被拒，采访环保部专家也被拒，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在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疑似因污染土壤致病事件的采访中，多个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集体沉默，令人称奇。
专家的婉拒让记者没有机会一探究竟，公众和舆论也因为得不到科学的解释而胡乱地释放着充满怒气的抱怨。
1958年通过的《维也纳宣言》这样描述：科学家，因为具有专门的知识，更有条件提前获悉科学发现带来的危险和潜能。因此，他们对于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具有专门的本领，也肩负特别的责任。
在一起环境公众事件面前，科学家本该最有资格站出来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传递科学知识，引导社会舆论，但是他们没有，而在所谓的“复杂问题”前退缩了。
复杂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关系？还是利益？
由化工地块变身而来的“常隆地块”原规划为商业用地。如果这一规划得以实现，那么马路的一边是精英化教育的外国语学校，另一边将是大型商业综合体，在如此成熟的配套设施周边，地价、房价必然可观。在利益面前，既没有完成土壤修复也没有经过长期监测评估，污染重重的土地就被提前圈定用途。
公众本应有权利提前知晓他们将有可能面临的风险。科学家本该比学生家长更早地站出来质疑规划的错误、警示环境的风险，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至高的科学道德被轻易地绕过。
去年9月以来，近500名学生出现多种不适症状，“常隆地块”危机爆发。地方政府紧急调整污染土地的规划用途，从商业地块改为公共绿地，土壤修复技术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深挖6米换土改为表层1米覆土。一路之隔的师生因此不再受异味侵扰，政府发布的检测指标全部合格。看似化解危机之举，实则是埋下炸弹：本应被全部挖出处置的污土再次潜伏地下。
这样一层浅薄的绿色“遮羞布”本不难被科学家的火眼金睛识破，本应该在政府召集的咨询论证会上被坚定地否决，但在一片“沉默”中，调整后的修复方案今年1月20日顺利通过了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环保部南京所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国内知名专家咨询评估，土壤修复调整工程于2月15日通过专家验收。
有了专家论证、评估这张挡箭牌，一片“毒地”就这样安然地承载着无数老人孩童休憩玩耍，承载着学生们学习生活，承载着各种生物在此繁衍生息……
如今，在步步紧逼的媒体舆论面前，科学的挡箭牌成了地方政府回应各方质疑的“救命稻草”，为其“背书”的科学家们当然只能再度陷入沉默。而在这种沉默中，知识分子推崇的独立人格、科学家肩负的特别责任，是否也如那片土地一样被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