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文学的热爱已经成为生命的基因（2）
不够，目前正在努力。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没有走出“概念化”的作家，其理念、认知、才华和天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
谢端平：我说的概念化在你如今的作品里很少见，你是深圳具有“走”出去潜质的不多的小说家之一。《旋转木马》里老枪在强势的老婆小艾面前成为“废物”，小艾无疑是工业时代里被物化的畸形，为将当课长而欣喜，为没当上“干部”而悲伤，并将老枪当成发泄不满的“废物”，这直接造成老枪的精神出轨和贝贝被腐蚀，特别是小孩贝贝具有一定典型性。你关注的不再是打工生活的苦难，而是打工生活中物欲对人性的扭曲。
王先佑：我儿子在深圳上小学，有一天，他跟我讲起了他新近学到的一个成人段子，讲完后还眉飞色舞，似乎还有些期待，等着我表扬他。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果然，孩子告诉我：这个段子是他的同桌男生讲给他的，而同桌又是在家里听爸爸跟妈妈说这些时记下来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打工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城里人，但在某些方面的情况却仍然令人担忧，比如孩子的教育。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有能力把孩子带在身边，也能把孩子送进公办学校读书，但却不能给孩子好的家庭教育。首先，生存的压力依然存在，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赚到更多的钱，以维持必要的物质保障，孩子的教育只能排在第二位；其次，所从事的岗位和收入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而且经常需要加班，对孩子的教育有心无力；第三，打工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生活环境较差，他们的孩子耳濡目染，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更悲哀的是，很多人对此尚不自知——很难想象，那些生活优裕的城市精英家庭也会让孩子在家里学会这样的成人段子。也许，这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打工生活的另一种“苦难”。
谢端平：《黄金海岸》也是这样的一种主题，也写了一个没有本事的男人，小桂和兰花因生活所迫而两地分居，本来还可以在电话里温存一番，可兰花办了麻将馆后，一切都被打乱。在近乎灰色的故事里，小桂在娱乐城里由被动到主动，完成了背叛家庭的第一步。你的小说都有一个或几个点，用纱布罩住，这篇小说没有点明兰花到底有没有跟财大气粗的养殖户有一腿，留白无疑造就了小说的一种吸引力。
王先佑：在动笔写《黄金海岸》时，我就已决定不告诉读者兰花和养殖户之间到底有没有“故事”。我觉得，小说不是记叙文和说明文，没有必要把事情交待得“一览无遗”。必要的留白不仅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有时候也是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的动力。在打工群体中，特别是夫妻分居的打工者，类似于《黄金海岸》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媒体曾经津津乐道的东莞“临时夫妻”即是一个例证。我的老家就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也曾听说很多打工夫妻因此离婚。早几年之前我就想写一篇以“黄金海岸”为题的小说，也算是对时代印记的一个小小记录。这个标题是我所喜欢的，实际上，它来源于龙华大润发四楼的“黄金海岸”自助火锅城。
谢端平：我更喜欢你的《电梯》和《谁打了我一巴掌》，前者中工作压力山大导致至少36岁的何必性压抑、思想更压抑，在大梅沙的酒店电梯里见到一位妇女，迷上了那对乳房，后来向服务员讹一张早餐票，裸奔是他宣泄压抑的一种方式。后者到底谁打了小桂一巴掌，自始至终不曾有答案，而对“我”的影响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不仅影响夫妻生活，还导致破财，最终“我”打了别人一巴掌，实现“互害”的传递。两篇小说都展示了在工业社会里人性之扭曲，而你试图探寻你认为可能的一种原因。
王先佑：在这两个短篇中，都有我自己的影子。2012年夏天，我曾以内刊编辑的身份在大梅沙接受过几天的培训，写作《电梯》的灵感就与这段培训有关。《谁打了我一巴掌》里的开头部分，更是我的亲身经历。生存压力、情感压力、精神压力……现代人，特别是处于城市底层的打工群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的压力该如何排解？在《电梯》里，主人公何必选择以裸奔这种无害的方式来解决，裸奔之后，一切也许都将风轻云淡。在《谁打了我一巴掌》里，“我”则以加害的方式，把这种压力又传导给下一个人。可以预见，在被“我”给了一巴掌的那个人身上，又将发生一系列的故事。他会不会也像“我”这样加害于人？这种可能性不应该被排除，而且发生的概率很大。在转型期社会里，底层民众之焦虑、人性之扭曲可见一斑。
谢端平：你小说中的性描写因若隐若现而有味，并成为一种美，但这种美也是很危险的，跨前一步即可能不善，建议你有所节制。你的语言幽默、机智，很有特色，期待你更多佳作。
王先佑：我自己意识到，也有朋友指出过这方面的问题。《黄金海岸》甚至被我的几位同事鉴定为“黄色小说”。这篇小说曾经被好几家刊物退稿，最终能被刊登，还得感谢《中国作家》的大度。每位写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我的口味可能偏重。回头来看，《黄金海岸》的性描写应该已经过了界，超出了一些刊物所能接受的底线。在这个方面，如何把握艺术与真实的平衡点，是我以后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谢端平：文学这场马拉松真的很漫长，很高兴你不再纠缠于离奇的故事，你比相当部分深圳作家要更进一步。如今你是企业内刊的主编，却不以文学为谋生工具，也不求发表数量，而对质量孜孜以求，相信假以时日，定能出精品力作。
王先佑：为稻粱计，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但所写的文章与文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写多了，反而影响到我对小说语言的感受与运用；再加上工作压力大、各种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太多，创作数量相当有限。也许正是因为数量不多，我这几年写出来的小说基本上都能在省刊发表。“量变产生质变”，我其实更愿意多出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写得多了，好东西自然也会多起来。我实在当不起你的高评价，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对我的鼓励与鞭策。谢谢！